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雪松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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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八、初任费县师范(1)   

2009-02-15 17:40:28|  分类: 似水流年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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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拂乱其所为,所以动心忍性,增益其所不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孟子
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分配工作

19608月的一天,我们枣庄师范毕业的7位男同学,由我带队,到临沂地区教育局报到。我们在临沂地委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,才被分配到各县里去。

那天,临沂地区教育局某局长,接见了我们。他说:“沂蒙山区是老革命根据地,文化比较落后,欢迎并感谢你们的支援。沂蒙山区人杰地灵,古时候就出了不少名人,如诸葛亮、王羲之等。老区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,也值得你们年轻人好好学习。”他相信,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,经过老区人民的艰苦奋斗,临沂地区一定会后进变先进。

我们7位同学,分配到5个县里去。我和一个叫巩安平的分配到费县。那天,我们下了汽车,扛着行李,沿着崎岖不平的石子马路走下去。边走边想:等一会儿,马路旁边一定会出现一座巍峨的大门,门上方,悬挂着庄严的国徽,那就是县政府,我们报到的地方。谁知走了不一会儿,就看到一条大河横在面前,却一直没有看到想象中的大门和国徽。原来,我们已经走出了城。

这座古老的山城,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小而穷。它依山傍水,自然风光很好,但就象一个又小又穷的山庄。它没有豪华的商场和剧院,更没有灯火辉煌的饭店和发廊。后来我们才知道,整个县城,只有一个露天电影院,观众一年四季都是坐着竹笆凳和水泥台子看电影的。百货公司就象农村的供销社,两间大屋子,两个女售货员,闲着没有事,成天打毛衣。城里居民全靠种田维持生活,没有非农业人口。贯穿县城的唯一的一条马路,路面岩石裸露,高洼不平,走路时,稍不留神。就会绊跌倒。当时,人们是用这样三句话来描写费县县城面貌的:“电灯不明,马路不平,电话不灵。”那时,费县县城没有发电厂,只有机械修配厂有一组发电机,平时不用,用时,还得让学生用绳子去拉,才能发动起来,所以,学生把这一活动叫做“拉电”。

我和巩安平扛着行李往回走时,终于发现马路旁边有一个象住家户似的大门,门上方,很不显眼地悬挂着国徽,这便是县政府了。经人事局分配,我和巩安平到了费县师范学校,被安排到函授部工作。在这里,我干了整整两个年头。巩安平干了不到一年,就和别人对调,回原籍了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函授部—— 一个温馨、和睦的小家庭

费县师范函授部,我们去了以后才9个人。后来又陆续增加到12个人。分中师和初师两个教研组,只开数学和语文两门文化课,没开专业课。

函授部的负责人程守新,共产党员,为人忠厚老实,待人和气,工作认真负责,谨言慎行,是那个年代典型的“驯服工具”。此人,“文革”后期,曾被推上文教局长的宝座,那真是癞蛤蟆垫桌腿——硬撑。苦干了几年后,别人申请回原籍的报告,积累了一大堆,还没处理,自己却先回原籍江苏沛县了。

何勇老师,是我们文科组的当然的负责人,是我们的老大哥。山东汶上人,中等身材,黝黑的面孔,络腮胡须长得很快,进口的刮脸刀片,每周能用坏两片。外表看上去有点凶,实际上是一个态度非常谦和的人。他对我们几个青年教师,关怀备至,在思想、业务、生活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,经常给未婚教师介绍对象。他不仅语文课教得好,而且爱好广泛,一专多能。他爱好体育运动,擅长中长跑。在临沂地区职工运动会上,他创造的1500米的记录,好多年都没有人能够打破。篮球打得也不错,曾经是县职工篮球代表队的主力队员。其实,他最拿手的还是武术。“文革”后期,他组建的“中学生武术代表队”在临沂地区很有名气。他的事业心、责任心都很强。如今,已经退休,但他闲不住,由他牵头,创办一所武术学校,至今,还兢兢业业地工作着。

王家文老师,江苏沛县人,淳朴得象个老农民。为人坦诚、厚道,对任何人都没有虚情假意。工作起来,兢兢业业,象头老黄牛。数学课讲得不错,很受学员欢迎。

任士贞老师,教语文,喜欢唱歌,嗓子也不错。书生气十足,有点迂,而且“迂”得可爱。大家喜欢善意地跟他开玩笑,他也不介意。

后来,又调进一位姓吕的语文教师,生活懒散,工作疲塌,无病呻吟。喜欢独来独往,事事处处,斤斤计较。但大家都不大理会他。

函授部里,说话、做事都比较随意,民主气氛很浓。虽然工作很累,生活很苦,但大家一天到晚,有说有笑,热热闹闹,在师范学校这个大家庭里,它是一个温馨、和睦的小家庭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艰苦的岁月

在费县师范函授部工作那两年,正是我们国家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,即“三年暂时困难”时期,粮、油、棉全部计划供应。1961年秋,我们的口粮供应标准,降到了每月24斤。上级还号召“三个月的口粮四个月吃”,就是说每天只合8两粮食。所以,平时我们拼命地吃蔬菜,节省下来的粮食,留着下乡上课时吃。一日三餐,离不开南瓜、豆角、胡萝卜,那时叫“瓜菜代”。每当县城逢大集,我们就到集上买山果吃,什么山楂呀,柿子呀,吃得饱饱的,就可以节省两顿饭。平时,买几斤山楂,放在桌洞里,肚子一饿,拿过来就吃,只吃得胃里往上冒酸水。那年,我计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,我一冬天竟吃了二百多斤山楂。由于工作劳累,营养不良,很多人得了浮肿病。先是两条腿浮肿,两腿发酸,走路无力,接着就肿脸。当时,我的两条小腿肿得皮肤发亮,一摁一个凹窝。经医疗单位证明,买了两斤“康复饼干”补养身体。何谓康复饼干?实际上,是把山芋秧、黄豆秸等,磨成粉状,加上一些糖精、面粉等做成的饼干,哪里有什么营养价值?有个同志叫李广清,为人风趣、幽默,喜欢跟我开玩笑,见面不喊名字,叫我“水肿”。其实,当时得浮肿病的人很多,就连李广清本人也未能幸免。

严重的饥饿,煎熬着人们,使有些人变得那么吝啬、自私。在食堂里买馒头时,总想检个大一点的;盛米饭时,总是想一碗饭就两次盛,因为每次盛半碗,炊事员不好掌握,总是给得多一点。有一次,我和王家文老师出差回来的路上,见一位推车的农民掉了两个胡萝卜,王老师连忙下车,拾起来放到自己的车包里。正在路边休息的另一推车人,从自己的车上拿了几个胡萝卜,送给我们说:“看来,你们是饿坏了。对我们来说,这不是什么好东西,你们拿回去吃吧·”我们很惭愧,真的感到斯文扫地了;同时,也从内心里感激这位善良的农民。那时候,农民的生活确实比我们强,当时曾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:“七级工,八级工,不如社员一沟葱。”

那时候,每人每年发给8尺布票。买一双鞋要3尺布票。这一年,要是买一双布鞋,就别想做衣服了。我们经常下乡上课,成天爬山越岭,一双布鞋穿不了几天。买一双新布鞋,要打上前后掌才能穿,但是我们打不起呀!一双鞋打前后掌,得8元钱,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。所以,我们的布票多用来买鞋穿,很少做衣服。我身上的这条制服裤子,还是我二弟从东北回来时送给我的,已经穿了三年了,到处都打了补丁。

有一天,我一个人从马庄乡上课回来,途中下车小便,不小心,我这条很不结实的裤子,被自行车坐垫夹住,哧拉一声,撕了个大开裆。我只好在路边坐到天黑,才敢回家。一路上,没敢下车,直达函授部办公室。同志们很关心地问我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,我就把自己在路上的狼狈象对大伙说了,大家啼笑皆非,一个堂堂中学教师,穷得几乎连裤子都穿不上了。

缺衣少食,是那个年代的人们共同承受的苦难,而我们搞函授教育的,则还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长途跋涉之苦。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,出差全靠自行车。而函授部这样一个经常要下乡上课的单位,十几位教师,只有两辆自行车。除了特别远的一两个点能骑上自行车外,其余的都得步行。

当时,我和何勇老师到探沂上课,这一天,我们要起早贪黑,往返步行80里路,还要讲5个小时的课。何老师的脚底板好打泡,经常要在半路上,放了泡,才能咬着牙,忍着疼痛,继续往前走。

骑自行车也并不轻松,因为不仅路程遥远,而且经常要翻山越岭。从县城到梁邱是70华里,到石井是90华里,途中还要经过“三道岭”。“三道岭”,俗称“三瞪眼”,意思是说,山高岭险,行路人一到跟前,就被吓得目瞪口呆。这三道岭,三上三下,就是三十多里路。上山时,只能推着自行车,一步一步艰难地往上爬;下山时,也要推着自行车,一步一步,小心翼翼地往下放,很少有人能骑车下山。因为骑自行车走“三道岭”而摔断胳膊腿的事经常发生。这条路,我走过许多次,仍然不敢骑车下山。

有一次,我和费县二中的王校长同路去梁丘,走到“三道岭”上,王校长说:“我从来都是骑自行车下山,你敢不敢?。你也可以试试,不过,要大胆、谨慎。”我心想:“王校长都五十多岁了,能骑车下山,我们年轻人还能知难而退吗?”我决心尝试一下。

我跟在王校长后面,双手紧握车把,两眼紧盯前方,慢慢放松车闸,那简直就是腾云驾雾,从天而降。有时候坡度太大,车轮闸死了,自行车还要滑行,车轮摩擦地面,不时发出哧哧的响声。一听到这种声音,心里就特别紧张。要时刻注意躲闪出现在眼前的沙窝或象鱼脊背似的岩石,万一躲闪不及,就得从车上跳下来。。就这样,下呀,下呀,终于成功了。从那以后,我就敢于骑车下山了。至少我可以骑一段,推一段。这样也大大缩短了过山的时间。

山区河流多,每走十几里路,就要过两三条河。河上都没有桥,十冬腊月,也要脱掉鞋袜,趟水过河。县城逢大集时,我们会经常看到那些赶集的男女老少,在大冬天,也是手提鞋袜,趟着冰冷的河水过河。有的河水比较深,还要脱掉棉裤趟过去。比如从县城到张庄,就要经过这样一条河。那年冬天,我和孙宪银老师去张庄上课,每次过这条河,我们都要脱掉棉裤,扛着自行车趟过去。三九天,滴水成冰,我们被那冷彻骨髓的河水,冰得嘴唇发青,上下牙碰得咯咯响。

当时,每到过河时,就埋怨山里人太懒,怎么就不能架桥呢?有的河水并不宽,但一步跨不过去,只要在水中间放一块石头,就不用趟水了,但是,这块石头硬是没人放。后来,我们终于明白了,是我们冤枉了山里人。山里的河,都是流沙河,河床很宽,水面虽不宽,冬天也能架一座简易的小桥,但刚到“五九六九,沿河看流”的时候,就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了。那些一步跨不过去的小河,有时人们也会放上一块石头,但前面的人刚过去,转眼间就被湍急的河水冲跑了,后面的人依然要脱鞋趟水。

山高路远,若遇上大风或阴雨天,就更麻烦了。例如,刮西南风,要去石井、梁邱上课,过“三道岭”就更难了。为了走这八九十里路,有的同志不得不提前两天,绕道平邑县,多走二百多里路,才能赶到授课点上课。

那年冬天,我和孙宪银老师从石井上课回来,快到梁邱时,下起了倾盆大雨。我们的棉袄、棉裤都淋湿了。接着就结了冰,冻得象铁甲一样坚硬。我们只好赶到梁邱中学去避雨。我们在梁邱中学住了三天,衣服还没烤干,就动身返回县城了。

早就听说山区有狼,但一直没有幸会。每次出发走夜路时,总有些提心吊胆。有一天,我与何勇老师从探沂上课回来,飞车行驶在公路上(这时候,我们也有自行车了)。已是黄昏时分,何老师突然靠近我说:“快走!”我不知道怎么回事,只顾使劲地蹬自行车,紧跟在他后面。过了一会儿,何老师说:“你回头看看,后面是什么?”我一面使劲地蹬自行车,一面回头看了看说:“哪有什么,不就是一条狗吗?”何老师笑了笑说:“那不是狗,而是一条狼。”啊!是狼啊!这时,我心里真的有点发毛,两只脚不由自主地更使劲蹬车了。何老师还介绍经验说,在这种时候,不能惊慌失措,也不要去碰它,最好的办法就是这样夺路而走。

   后来,我调到费县六中工作时,也曾遇见一回狼。那年深冬,一个雪夜里,一条狼把学生们辛辛苦苦喂养的60多斤的一头小猪给拖走了。那时候,我虽然没有目睹饿狼的凶相,却也听到了猪叫狼吼的声音。

文革期间,县里调我到城里搞“红海洋”,就是把大街小巷的墙壁都用油漆涂成红色,然后用白漆或黄漆写上毛主席语录。我们住在县委招待所里。一天夜里,一条饿狼窜进招待所,嗷嗷直叫。许多人都被惊醒了,都躲在房间里呼喊:“狼!狼!”。狼大概觉得人们对它不够礼貌,很没有面子,便灰溜溜地离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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