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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十二、再任费县六中(3)  

2009-03-05 00:25:28|  分类: 似水流年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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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

19651110日,上海《文汇报》发表了姚文元的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的文章。接着,在江青等人的操纵下,在全国开展了对《海瑞罢官》的批判。在北京也开始了对《燕山夜话》的批判,开展了捣毁“三家村黑店”的斗争,点名批判了邓托、吴晗、廖沫沙。

在这种大气候的影响下,费县六中也有人跃跃欲试,声言要挖出六中的“三家村黑店”,捉拿牛鬼蛇神。问题反映到县里,于是,便招引来了县委工作组(后来称刘邓工作组)。工作组一进校,就仿照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方法,把所有的教师都关了起来,约法三章:不准外出,不准回家,不准串联,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,边学文件,边写检查。派学生对每个教师昼夜看管,上厕所也要有学生跟着。工作组操纵学生给教师写大字报,揭发教师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,揭发教师的反党、反社会主义的言行。

整个校园里,大字报铺天盖地。墙上没地方贴了,就摆在地上;地上没处放了,就用绳子挂起来。学校里库存的纸张、笔墨用光了;薛庄供销社里的纸张、笔墨卖光了。学校只好派人到县城、到临沂去购。

学生把大字报贴到教师的门上、室内的墙壁上、办公椅子上、床头上,甚至贴到教师的脊背上。我的房门上的大字报,贴了十几层,就要掉下来了。门外站岗的学生悄悄地对我说:“老师,我把你门上的大字报撕掉了,明天有人问,你就说不知道,可能是风刮掉的。”我们自己是不能撕的,工作组规定,教师撕大字报,就是现行反革命。

地主家庭出身的冯庆露老师,为人忠厚老实,工作勤奋,好学上进,理化课讲得很好,教学威信较高。工作组唆使学生抄了他的家,在书橱里抄出他学生时期的读书笔记,上面有抄写的《水浒转》中宋江酒醉浔阳楼时题的反诗。于是,工作组就认定冯庆露“有变天思想”,“要杀共产党”。所以,就拿他开刀,拉出去公开批斗。紧接着,又有些出身较高的,或者思想作风有缺点的教师,受到了批判。

1966年春季的一天,不知从哪里来了十几个中学生,扛着一面上书“×××战斗队”的大红旗,臂戴“红卫兵”袖章。公社党委对于这种现象,好像早有思想准备,连忙组织所属机关单位的干部、职工,敲锣打鼓,夹道欢迎,象接天神一样,把他们接到公社住地,安排食宿,热情招待。之后,连夜秘密召开各部门负责人会议,指出不可小看这些年轻人,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天兵天将。再有过往的红卫兵,要认真接待。任何人不得与他们单独接触。明天,天不亮就敲锣打鼓把他们送走。

从此,那些公社的干部及其下属如芒刺在背,坐卧不宁。其实这时候,许多大城市里的学生早就闹腾开了,只是山里面消息闭塞,学生还不了解外面的情况,还没有动起来。不久,有一位神秘的人物(自称某大学的学生),到六中学生中煽风点火。他指出,六中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揭开,大方向搞错了。要赶走工作组,踢开党支部,自己闹革命。他的话就象一把盐撒进了炉口里,噼里啪啦地炸开了。原来还听学校党支部和工作组指挥的学生,呼啦啦扯起了十几面大旗,有的两三个人就立一个山头。都起了一些血淋淋的,令人战栗的名称,如“刺刀见红战斗队”、“血战到底敢死队”等等。“刘邓工作组”吓跑了,校长、主任也不敢露面了。广大教师,刚从工作组的枷锁里挣脱出来,还心有余悸,既不敢自己成立组织,也不敢加入学生组织。学生也不敢吸收教师参加自己的组织。因而,教师们只好游离于学生组织之间,静观事态的发展。

整个学校,一天到晚吵吵嚷嚷,就象一锅沸腾的开水。那些学生,今天要斗争张老师,明天要斗争王老师,对校长、主任还不敢碰一指头。他们本来想整一整工作组,结果工作组连夜卷铺盖仓皇逃跑了。所以,只有各山头之间相互混战。他们都说自己是革命派,说别人是保守派。那时候,人们还搞不懂“造反”这个词的含义,到底谁造谁的反?城里照相馆里,有个姓陈的,在他的大字报中,出现了“造无产阶级之反”,这一语意含糊的句子,结果引火烧身,反而挨了批判。

经过短短几天的混战,林立的山头,分化、瓦解、兼并,初步形成了两大阵营,即后来的“造反派”和“保守派”。这时候,教师们也陆续加入学生的组织,当上了红卫兵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1966年的下半年,中央下达了两个重要文件,一个是《中共中央通知》(后来简称516通知),一个是《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》(后来简称16条)。这样一来,文化大革命的锋芒所向,就逐渐清楚了,那就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两派群众,为了争当“造反派”拼命地批斗“当权派”。先批“刘邓工作组”,再批校长、主任。后来,连教研组长、班主任都划拉进去了,说他们都是“当权派”。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一场激烈地大辩论

文化大革命的火焰,很快地从学校蔓延到工厂、农村。工人、农民也迅速分为两派,斗争非常激烈。这时候,一队红卫兵串联来到费县,自称是北京工学院的,组织是“红三司“,据说他们手里有江青的“手谕”。他们在薛庄公社南山阳大队煽风点火,挑动两派群众之间的斗争。临走时,留下一个叫韩**的女学生,在南山阳坐阵指挥。

这时候,费县的文化大革命,就从纵的、横的方面勾连起来,愈演愈烈,全县一片混乱,政令不能下达,工作、生产不能正常开展。县里工、检、法均以瘫痪,只能靠人民武装部出面支撑危局。

有一次,人武部派几名干部来到南山阳,解决两派群众的矛盾。准备思想工作一旦做不成功,就拘留韩**。于是,便引起了一场唇枪舌剑的大辩论。

那天中午,南山阳大队的会堂里,聚集了两派群众三百多人,剑拔弩张,形势非常严峻。别看**人长的黑、瘦、矮小,其貌不扬,但确非等闲之辈。只见她在舞台上窜来窜去,口若悬河,“舌战群武”。她指责人武部支持了“保守派”,压制了“革命造反派”;“压制造反派就是压制毛主席亲自发动的,江青同志亲自指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。她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讲了两嘴角白沫。台下有一帮人摇旗呐喊,给她助威。人武部的干部,批评她挑动群众斗群众,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;破坏“抓革命促生产”,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。双方各执己见,辩论了两个多小时,最后,终于以人武部干部的败北而告终。

这次大辩论的结果,大长了“造反派”的志气,大灭了“保守派”的威风。从此,薛庄公社各村及中小学、机关单位的两派群众的斗争更激烈了,矛盾更尖锐了,甚至导致了全县形势的更加恶化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我也大串联去了

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以后,六中的教师、学生走了一批又一批。有去北京的,有去上海的。有步行的,有坐火车的。带一封红卫兵组织的介绍信,佩戴一个“红卫兵”臂章,走遍天下无阻挡。乘火车不用买票,吃饭、住宿打欠条。有的学生约我一起去上海,有的学生约我去北京,我都没去。转眼到了1966年的冬天,为了避开那一天到晚的激烈地大辩论的场面,我也要大串联去了。

我一个人准备先到曲阜,后到济南。到曲阜的时候,正赶上北京的谭厚兰带领红卫兵“讨孔”。当时,孔府、孔庙、孔林里许多珍贵文物,都遭到严重破坏。孔子的塑像已被砸烂,用汽车拖着游街示众。许多碑碣,虽然上面贴着国务院保护文物的通知,依然被推倒,摔成几段。有反对者,在上面写道:“拉去修桥多好,摔碎多可惜!”又有不服者写道:“混蛋逻辑。”但究竟谁是“混蛋”,人们无暇,也不敢与之争辩。当时,整个曲阜城,气氛非常紧张、恐怖。不管你走到哪里,不管是什么人,只要你敢说个“不”字,马上就有人把你扭住,跟你辩论,把你当“保皇派”进行斗争。我在兖州火车站下,曾目睹几个红卫兵,把一个持不同观点的中年男子,架到一个平台上,别胳膊,按脑袋,进行批斗。

那天,我患了重感冒,发高烧,头疼欲裂。跑了一天,也很累了,所以下午三点多钟,我就到了红卫兵接待站,晚饭也没吃,就睡下了。那天夜里,可忙坏了接待站的一位女医生。那位女医生,30岁左右,态度和蔼,服务热情周到。她亲自到宿舍里给我打针、送药、送开水。第二天一早,又亲自给我送来了病号饭——一大碗鸡蛋面条。出于礼貌,我说了一句感谢的话,没想到她听了,有点受宠若惊,连忙说:“你千万别这么说,你们出来闹革命,也很辛苦。”我感到好笑,我是为了回避“大辩论”才一个人出来瞎跑,算什么闹革命,一个典型的“逍遥派”。在接待站又住了一天,烧还没完全退,我就乘火车去济南了。

出发前,我在学校里曾接到省里的一个群众组织的通知,要我们去济南参加一个批判会。那个组织叫什么“山东省中学教师造反派联络站”。那天,在济南什么路的一家会堂里,聚集了五六百人,主持人刚刚宣布开会,就被另一派群众赶跑了,说他们根本不是什么“造反派”,而是各地“保皇派”的乌合之众。

这个批判会被冲散了,我又跑到省体育场,参加了一个更大的批判会。主持会议的据说是某大学的组织,批判的对象都是山东省的高干和名人。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山东省委宣传部长严永洁(省委书记谭启龙的夫人),作陪的有“山大”校长成仿吾,长篇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的作者刘知侠,著名京剧演员、现代京剧样板戏《奇袭白虎团》中严伟才的扮演者宋玉庆等十多人。严永洁,脸色蜡黄,披头散发,头上罩着一顶高高的帽子,胸前挂一块方牌,上面写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。两个大汉别着她的双臂,按着她的头,那时叫“架飞机”或叫“别烧鸡”。其余被批判者,在舞台两边,雁翅排开,也都是被别着双臂,按着头。胸前的牌子上,写着各自的罪名,有什么“黑干将”、“保皇派”、“走资派”等等。成仿吾校长的牌子上写的是“三十年代的反动文人”。

批判会开始不久,突然有几个红卫兵窜上台去,把发言人和主持人扭走了。呼口号的两个女红卫兵,吓得急忙脱掉身上的黄军褂,大呼自己是受蒙蔽的,仓皇逃遁。

批判会改由刚上台的这一派人主持。他们首先声明,刚才那帮人是“假批判,真保皇”。接着发言人便声嘶力竭地读起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。据说,这一派人,是另一个大学的群众组织。

严永洁,“文革”前任山东省委宣传部长,曾领导现代京剧《奇袭白虎团》的创作,为该剧的创作,作出了重大贡献。后来不知道怎么得罪了江青,结果被点名揪斗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那天,在批判中间,红卫兵从她身上搜出了几片安眠药片,大概是准备晚上睡不着觉时服用的。但“造反派”硬说她要畏罪自杀,顽固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。于是,又一阵疯狂地按头,别胳膊,呼口号,加大了批判的力度。批判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。会后,又用汽车把所有的被批判者,拖去游街示众。

我本来还打算去北京的,反正吃饭、住宿不用花钱,打个欠条就走人。乘火车也不用买票,能挤上去就行。后来又觉得到处都这样乱糟糟的,没什么意思。于是,我就从济南返回学校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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